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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以后，宋庆龄与两位姐妹的关系曾一度趋于紧张。当她从香港回到陪都后，重庆各报的记者削尖脑袋也弄不到一张宋氏三姐妹的合影照片。蒋介石在黄山官邸特为宋庆龄修建了一幢名为“云峰楼”的别墅，以供宋庆龄消夏之用，她却一直未去住过。只是在蒋介石做出“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的许诺之后，宋庆龄愤懑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
为了搞好战时的救济工作，给中国的抗战增加一分力量，宋庆龄有意避免参加政治方面的争论，以免影响工作。她的沉默是为了集中全部精力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基于这个目的，整个抗战期间她再没有公开发表过谴责蒋介石集团的言论。
1940年3月底，身在香港的宋庆龄受小妹邀请，由香港飞往重庆，参加共同的抗日活动。在重庆她们安排了非常重要的几场大秀——参加对美广播，号召美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视察防空洞、孤儿院、军需工厂等，检阅部队，察看被日机轰炸后的重庆市区，以及炸后重新建设的情况等；亲临重庆的第五陆军医院，看望那里的伤病员。
有一张照片是三姐妹并肩行走在重庆的街头。她们穿着深色的旗袍和平底布鞋，头戴巨大的浅色遮阳帽。帽子上用一根黑色的绸带将长长的帽檐顺着两侧耳旁弯下，系在腮上，看起来就像三个头戴飞行帽的外星人降落在地球上，甩开膀子，昂首阔步地向前走。那是一个多么新鲜而有趣的画面啊，巨大的帽子既遮阳，又挡脸。表面上像是在担心自己的明星身份被众人发现，但实际上，这个帽子比任何东西都要吸引旁人的目光。
围观的小孩和妇女都穿着朴素的长袍，一个个灰头土脸，在人堆里张大了嘴，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三姐妹，似乎是被她们的时髦震惊，又被她们的气场所震慑。
她们不但点亮了中国人的信心，也燃起了美国人对她们的喜爱和同情。据说三姐妹在重庆对美广播播出的第二天，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有上千名学生上街进行游行声援。白宫国会的知名人士当天也以个人名义向国会递交了制裁日本的意见书。三姐妹的宣传让中国人的心声毫无阻碍地传到了美国人的耳朵里，激起了阵阵回响。
而每当三姐妹共同出现时，更像是三强的次第亮相。四月伊始，春寒料峭，三姐妹都没脱下冬装。宋庆龄一身灰色的大衣，里头是同色系的外套和白色衬衫，扣子系得紧紧的，头发也平整地拢在脑后。她的步子有些匆忙，似乎是不大愿意和姐妹摆出亲密的姿态，所以总显得一个人有些落寞。
相比之下，宋霭龄就霸气十足，她一身黑色的长大衣，更显女王范儿，洁白的领子衬着一张总是扬着的脸孔，还有薄薄的嘴唇边抿住的骄傲，都让旁人退避三舍。耳朵上硕大的红宝石耳环，时刻都在提醒人们她的地位——中国最有钱的女人。
而宋美龄则轻便许多，她只穿一件短外套，领子上别着珠花，里头是深蓝色的旗袍，走动之间显出她灵活的身形。就连她走路的姿势都特别夸张，甩着胳膊，像个孩子一样，三步两步就冲在了第一个。和姐姐们不同，她把刘海斜斜地吹起来，就像是好莱坞的著名女影星一样，在哪里都格外抢眼。
不管在哪里，宋美龄总是当仁不让地第一个发言，争夺着镜头和掌声。而宋霭龄的拿手好戏就是在机构提出还缺多少食物、多少药时，她大笔一挥，捐赠数额可观的急需品出去。宋庆龄则低调了许多。她总是谦逊地让到一边，微笑不语，听妹妹发言。只有在看望孩子和慰问伤员时，她才俯下头，亲切地同他们交谈握手。
随着她们工作的展开，天气也越来越暖。三姐妹也从冬装换成了春装。
宋美龄身穿深蓝色软缎旗袍，搭配一件短款的薄开衫，足踏黑色高跟鞋。她身上唯一的配饰是蒋介石送给她的一枚银光闪闪的红十字徽章。她很清楚，视察不仅是一个等着记者拍照的过场戏，而是涉及蒋介石个人威望的大事。照顾好后方伤员，是对前方战士的精神鼓舞，也能提高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威望。作为第一夫人，她很擅长在非常时期征服人心。
宋霭龄也换了一身墨绿色软缎旗袍，领口处还露出一枚祖母绿的领花。在她举手搔头时，外人也能看到一只碧玉镯随着她腕子滑动。她丝毫不愿意掩饰自己对珠宝的热爱，仿佛一刻都不能离开那对红宝石耳环。
宋庆龄也穿了一身素色的旗袍，浑身没有任何的珠宝装饰。她不像小妹那样，热衷于把自己打扮成好莱坞明星，也不像大姐那样，将珠宝视为生活的必需品。她倒像是红楼梦里的贾母看过薛宝钗的蘅芜苑后评价的那样：如生活在雪洞里一般。
连续几个月在一起工作，姐妹们之间的隔阂消除了许多。三姐妹因为走上不同道路而逐渐疏远的心，也慢慢贴近起来。
三姐妹中，对于姐妹团聚最为热衷的是宋美龄。而她最难攻下的关卡就是二姐宋庆龄。因为小庆总有过多的忧虑，她担心和小妹的亲密会被人误解成她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亲密。虽然姐妹们都怀着一个朴素的愿望，但什么时候能够成真，似乎始终是一个太遥远的梦。